浅析五四时期对照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论文

  浅析五四时期对照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论文论文关键词:当代文学;文学翻译;译介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在众多大家的推动下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开启民智、宣传进步思想、译介国外文学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与之相对比,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也进入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但是和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相比照后,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 一、引言 第四次翻译高潮,也就是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带动了整个翻译界的全面发展,中国的文学翻译也达到了五四以来的又一个高潮。竞相重译重印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成了翻译界出版界的热点,外国文学名著成为炙手可热的东西。我国每年出版图书的百分之三四十都是翻译图书,而其中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的翻译出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二、当代文学翻译取得的成绩 在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中国的翻译界和出版界也在几乎同步跟踪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比如几乎是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定同步推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翻译本。文学翻译的选择开始多样化,翻译以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为标准,而文学翻译的出版也越来越规模宏大,不断有文学翻译丛书涌现,国外著名作家的作品也被结集,甚至全集出版。[1],比如11卷的《莎士比亚全集》,28卷的《狄更斯文集》、30卷的《巴尔扎克文集》等。 在英、法等通用语种作品的翻译蓬勃发展的同时,小语种作品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仅以2006-2007年为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捷克诗人塞弗尔特的《世界美如斯》,捷克文学巨臂赫拉巴尔的《严密监控的列车》,等等译介进国内后,几乎都成为畅销书或广受关注的作品。www.11665.coM 当代文学翻译似乎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景象。 三、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特点 谈到文学翻译就不能不谈到中国文学翻译在五四时期达到的高潮,在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无论是从构成元素、题材、种类、翻译语言风格都达到了推陈出新、竞相繁荣的程度。翻译文学对本土新闻学从文学观念、文艺思潮、以及文体建设上都提供了全新的滋养。翻译文学作品向中国大众译介了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概念,从思想上为当时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养分,促进了新文学的启蒙、发展、壮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翻译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得到了当时中国读者的极大欢迎,催生了“易卜生”、“泰戈尔”、“拜伦”等在中国的长盛不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除了启迪民智、向民众灌输民主思想以外,文学作品的形式也涵盖甚广,比如儿童文学名著也大量的译介进来,《爱丽丝漫游奇景记》、《木偶奇遇记》等当时译介来的儿童文学作品时至今日仍在为中国的少年儿童耳熟能详。 与此同时,五四时期的译坛一改过去以译介西方主要国家文学的做法,对对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投入的注意力也越来越大,《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的编者和译者怀着一种介绍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对抗当时中国的封建文化的目的,怀着一种引进外来文学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目的,[2]向中国读者译介了“安徒生”、“罗曼·罗兰”等,同时对波兰、南非、保加利亚等文学作品也多有译介,对东方文学的分量也逐渐增加,日本、越南、朝鲜等民族的作品也多有译介,泰戈尔的翻译更一度形成热潮。 就翻译文学的功能而言,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译介对本土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催生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白话小说、新诗、话剧等的出现都与文学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学翻译对新诗和话剧的诞生和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如胡适用白话译出的《关不住了!》(overtheroofs),不仅开创了胡适本人新诗的“新纪元”,而且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新诗的纪元。与此相适应的是译文的语言开始用接近口语的白话文。 与之相对应,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在启迪民智、灌输民主精神、发展新的文学形式的同时,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赢得了为数众多的读者的厚爱,形成了坚固的读者群,文学翻译作品在中国读者中的认可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许多作品也在中国成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换言之,该时期的文学翻译加速了了众多外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经典化过程,时至今日,许多出版社仍然能够从出版本时期的经典作品获利颇丰。 四、五四时期比照下的当代文学翻译 和五四时期相比,当代文学翻译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首先,在中国本土文学日益发展的今天,文学观念、思潮、以及问题建设都已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程度,已经很难让文学翻译其他五四时期的推动文学形式、文体、以及语言发展、完善的作用。在中国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今天,中国当代文坛再一次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对其他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关心不够、投入不足。不可否认,1980年代对拉美文学的译介曾经出现过一个高潮,也向中国文学界和读者介绍了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但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中国的陌生化这一事实即让中国文学翻译界汗颜,比如,2006年,虽然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两个月前国内已经出版了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但是国内文学界一片沉寂,没有人针对他拿出有分量的文章和言论。

  中国当代的文学翻译与研究过多地关注了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学,忽略了其他相对弱小国家的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局限在英、法、德、俄、西等大语种内,在大语种之内又关注大国、大作家、名作家、走红作家,而缺少一种更踏实更全面更细致更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同时,普遍忽视小语种国家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工作。 和五四时期相比,文学翻译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所承载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自文革结束,正处在“承平之世”,和五四时期的激荡相比,文学的力度、激情都有所降低,在本土文学创作都进入“小资”、“小女人”、“小孩”写作的平淡时期[3],文学翻译能引起何种的冲击和影响也就不难看出。目前看来,中国当前尚未形成一个追求高层次精神享受的相对稳定的文化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翻译文学,甚至包括本土文学在内,缺乏一个稳定的读者群。另外,在白话文结构日趋稳定的今天,通过文学翻译促进汉语的发展、改造已经不太现实,同时,本时代所处的翻译高潮是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契机的,文学翻译的式微和科技、经济等实用文体翻译的强势相比也就不难理解。 五、出版行业影响下的当代文学翻译 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报酬普遍偏低、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文学作品的翻译本身就呈现每况愈下的局面。出版社出于抢占市场的目的,在国外新作品推出后,出版的速度已经几乎可以让国内的读者同步看到外国优秀作品中译本的程度。为了取得这样的速度,单个译者当然无法胜任,因此往往对大部头的文学作品采取了多译者合作的方式,,由于译者的不统一造成了作品前后风格、遣词造句出现差异,这种情况在小语种作者的作品身上尤其突出。在利益的驱动下,甚至出现过对已出版译作改头换面或者对港台繁体版的译作进行改编的恶劣行径。 出版机构的急功近利进一步助长了当代文学翻译的浮躁之气,也对中国当代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消极影响。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前提下,当代翻译文学也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大国名家作品的译介,对其他小语种国家的作家关注度不够。一个拥有世界近1/4人口的大国,如果失去了对世界文学的整体研究,仅仅局限于一些主流语言写作的作品,后果将是可怕的。 六、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反思 在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的今天,中国对本土原创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读者群正在逐渐形成。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除了考虑市场表现为,也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审美情趣、以及对汉语原创文学的影响,使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呈现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全貌。 参考文献: [1]耿强,一幅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全景图[j],中国翻译[j],2007年第4期。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01,86页。 [3]李洁非,http://sym2005.cass.cn/cass/show_news.as-p?id=8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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