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学中低语境文化学生的社交语用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低语境文化学生的社交语用教学研究的论文摘要:低语境文化和高语境文化在社交语用规则方面有很大差别,因此来自于低语境文化的留学生在习得汉语社交语用规则时由于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会面临很大困难。在教学中,需要明示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并明确指出学生在社交语用方面的失误,帮助他们更好习得汉语的社交语用规则。关键词:低语境文化;汉语社交语用规则;明示教学一、引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在文化这方面通常的做法是单独开设一门文化课,而没有在语言课上强调文化是如何作用于语言的,事实上,不同的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交语用规则,若留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这些规则,就有可能在与中国人交往时产生语用失误,这种失误会导致双方的误会及不满,还可能导致交际的失败。笔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发现来自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在用汉语交际时会不由自主地考虑语境因素,更多的是由语境来确定怎么说,而欧美学生则倾向于直截了当地表达意思,有时过于直白让听话者感觉下不了台,很多时候语用错误往往比语法错误更让人难以接受。这其中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欧美学生来自于低语境文化,他们的文化就注定了他们较少的考虑语境因素,而汉语偏偏又是一个高语境文化,有时注重语境甚至超过话语本身。二、 低语境文化与高语境文化爱德华.t.霍尔创立了一套概念——高语境和低语境。霍尔指出:在高语境文化的信息传递中,大部分的信息都存在于具体环境中或内化于个人,少部分信息则通过语言编码被清晰传递。而低语境文化中的信息传递则恰恰相反[1]。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第一,在高语境文化中,交际双方对语境的依赖程度高,有时甚至忽视语言本身所传递的信息。WWW.11665.coM人们在进行话语交际时,会注意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亲疏程度,性别差异等语境因素,由此来决定说什么和怎么说;而在低语境文化中,交际双方依赖于明确的语言信息,因此他们注重语言本身所表达的内容,而忽略语境所提供的信息,他们总是在关注、使用并相信语言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低。因此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抱怨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只顾自己一吐为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则认为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言之无物,没有个性。第二,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有时并不在意话语的真实性,他们往往更注重交际时的礼貌,不去伤害对方的面子,甚至有时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而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以实话实说为美,只要是真实的,即使说得生硬一些也不必多虑。这时实效和虚礼就会发生冲突。有时低语境的交际者会抱怨高语境的交际者不说真话,而高语境交际者则认为有些话不必挑明,自己去体会就得了。第三,高语境交际者认为他即便没有用语言把信息表达清楚,听话者也有责任领会他的意思,而低语境交际者认为说话者有义务清晰地表达意思,并对交际的成败负责。三、报告坏消息言语行为在汉语交际中,报告坏消息、抱怨、表示不同意等言语行为都属于威胁面子言语行为,而面子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一旦面子受到威胁,交际极有可能失败。在这里我们以报告坏消息言语行为为例来分析。报告坏消息分两种。第一种是报告一个让人尴尬的消息,比如告诉一个人他的裤线开了。第二种是向听话者报告妨碍他实现目标的一件事,例如一个人到一个公司求职,可老板并不打算给他面试的机会,你将这事告诉给他。中国人有时会认为我如果告诉他,会伤他的面子,况且我如果不说也会有人告诉他,或者他自己也会发现,因此他们往往在说与不说之间犹豫着,更多的时候倾向于不说。对第二种情况,中国人往往不认为是伤面子的,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因为这个障碍并不是你给他设置的,一经你提醒,他还可以另有准备,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他反而会感激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第一种情况。德国学生会在诸多中国人会缄口不言的情景中直言不讳。本文设置了八个情景,调查了三十个中国学生,以和德国学生的反应作对比,发现他们在其中两个情景中反应差别犹为突出。第一个情景就是你的一位中国朋友想要发表一篇散文,而你却认为这篇散文并不怎么样,多数中国学生(67%)会说:“你可以试试啦!”或者相近的说法。而这位德国学生却说:“这是你的风格,这可不是我的风格。”这种回答尽管没有语法错误,但在中国人眼里却是很生硬的,因为这是直接对他的散文的负面评判,会打击他的自信心。第二个情景是你在和一位中国同学聊天时,闻到了他嘴里的蒜臭味,你正好有口香糖,你会怎么说或怎么做。多名中国学生表示什么也不说也不做。德国学生却表示会递给那位同学一粒口香糖,并告诉他:“我不喜欢大蒜味。”在这位德国学生看来这只是解释她为什么要给对方一粒口香糖,而这种说法会让这位中国学生非常尴尬,因为德国学生的这种说法和做法毕竟从社会习俗和她的个人标准的角度表示了对嘴里有蒜味的不满甚至指责。

  在以上两个情景中,德国学生的反映很难为中国人接受,因为这种方式太直白,没有顾及到对方的面子,以至于对对方产生了伤害。mao(1994)指出,中国人的面子关系到两方面。第一,具有社会性。中国人往往把自己融入到集体中,有时即便没有威胁到本人的面子而是伤害到了她的亲朋好友的面子,他仍然觉得他的面子也受到了伤害。第二,面子涉及到交际的双方,如果对方没有面子,自己也会觉得很没面子。[2] 中国人讲究面子的平衡,在交际中总是试图保全自己和对方的面子,这种平衡一旦打破就有可能产生冲突,而这正是中国人极力避免的,因为他们主张以和为贵,双方应尽力避免冲突,须维持哪怕表面上的和谐。而德国人很注重言语的真实性,他们认为若不说实话那就是在骗人,失去了真实性的谈话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总是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在真实性和面子之间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真实性。在以上情景中,德国学生由于实话实说,忽略了中国人看重面子的语境,导致了交际的失败。四、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文化习得与语言习得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因此不能分而视之。美国应用语言学家舒麦恩于1978年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式,指出第二语言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方面,而学习者对文化的适应程度决定了他们第二语言习得的程度,并强调从心理上应对新的语言文化充分开放。[3]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往往注重语言形式的习得,如语法,而忽略语言形式后面深藏的文化根源,因此在同中国人交往时就容易冒犯这些文化规则造成一些不快。在文化习得中,表层文化容易习得,深层文化较不易习得,因为留学生会本能地固守自己民族的中心文化而排斥目的语文化。在教学中我们应当明确地告诉学生习得文化的目的不是放弃母语文化,只是培养他们对汉语文化的敏感性,从而在用汉语与中国人交际过程中有意识地采用汉语的社交语用规则,不至于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双方的不快。有了正确的态度,社交语用规则的习得也就会容易一些。在针对低语境文化的留学生进行社交语用教学时,采用明示教学效果较为显著。第一,明确指出低语境文化与高语境文化的差异,提醒他们需注重语境,逐渐培养自己体会通过语境传递的信息,并且也要学会借助语境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尤其是在实施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时,如报告坏消息、抱怨、表达异议时,更需要利用语境而不是直截了当的话语来表达。第二,给低语境文化的留学生强调,在中国文化的大语境下,面子对正常愉快的交际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人观念中的面子具有社会性,并讲究交际双方面子的平衡。在实施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时,尤其要设法保全双方的面子,避免过于直白的话语,因为一旦对方觉得失了面子,占据他情绪的主要是尴尬和气愤,他便不会去关注话语的内容,这样不仅交际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激起了不满。 第三,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要强调社交语用规则。现行的汉语教材,如《汉语教程》,都加入了情景交际教学,甚至在课后练习中都加入了情景表达专题。笔者主张对社交语用规则进行明示教学,即把特定情景中可能涉及的文化语境因素都明明白白地告诉学生,诸如要考虑交际双方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社会地位的不同、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等。然后让学生自己发挥,之后应当指出学生话语中由于社交语用规则把握不当而产生的难以为中国人接受的部分,并指出背后深藏的文化因素。而留学生,特别是那些来自于强势文化的学生,又会本能地固守自己国家的社交文化,这时教师有必要向学生明确社交文化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之分,社交语用规则的习得与语言形式的习得同等重要。来自低语境文化的学生习惯上只注重言传而忽视意会,所以很难让学生自己意会这些社交语用规则,这时把背后的文化解释地越清楚,就越能引导低语境文化学生开始慢慢注意一些不能回避社交语用规则,进而采取恰当的语言形式成功实施交际。综上所述,在实施社交语用教学时,要注意到低语境文化的学生由于受其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在习得汉语的社交语用规则时难度很大,因此需要给学生明确指出两种文化在语境使用方面的差异,并明示汉语文化中在交际时需考虑的语境因素,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这些社交语用规则,指出学生在使用这些规则时所犯的错误,使得文化习得更有助于他们的语言习得而不是相反。参考文献:[1] linell davis. doing culture—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9.[2] mao, l. beyond politeness theory: “face revised and renewed”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5, 1994.[3] 黄锦章.刘焱.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理论与方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4] 黄冰. 第二语言习得入门[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5] 王建勤.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1998。[6] 赵永新.毕继万. 对外汉语文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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