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大学价值观教育研究

  当代西方大学价值观教育研究魏波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在奉行学术自由、科学至上原则基础上,西方大学注重引导学生在独立面对生活问题中进行价值观的反思,在提高辨别力和培养批判性思维中传承社会主流价值观。培养有公民精神和民主参与能力的公民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通识教育与公民教育则是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渠道。同时,通过传递大学精神文化传统、鼓励学生参与大学共同治理、将从事社会服务纳入培养环节等,西方大学形成了进行价值观教育的系统氛围和有效机制。

  

 

  

关键词:西方大学;价值观教育;通识教育;公民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04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17-05

  

 

  

 

  

 

  

 

  

 

  

 

  

在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科学至上的原则下,西方大学并不强制性地灌输某种价值观,而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能力,让学生在独立面对生活问题中进行价值反思,借此提高学生的价值分辨能力,进而达到理智的启蒙与思想的升华。借助于价值观教育,西方大学传承和巩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一、通识教育与政治教育是价值观教育的基本途径

  

大学教育的基本途径是通过课程体系来进行系统的知识、技能与价值的学习,价值观教育则直接体现于通识教育中。

  

1.通识教育中的价值观教育

  

在西方,通识教育是大学本科阶段的基本内容,综合性大学对此尤其重视。通识教育传承西方人文教育与自由教育的传统,培养学生适应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技能和价值,而价值观的教育和培养则是其中的核心。通识教育主张,教育首先是要引导学生健全的心智与人格、认识和接受社会规范从而成为合格的公民。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依靠纯粹的专业技术教育,而需要通过接受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的熏陶。所以,通识教育不只是开阔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培养人之为人所需要的种种思想与行为模式。这也意味着,通识教育面向的不只是少数文科学生而是所有学生,这便是通识教育的宗旨所在。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是一个典型,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考察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自由教育与人文教育等关系基础上,该报告系统阐释了从中学到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其中就包含了价值观教育的思想。校长科南特提出,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在每个教育阶段都持续地向学生提供进行价值判断的机会,否则就达不到理想的教育目标。无论是中学生、大学生,还是研究生,不仅应该从数学意义上,还应该从道德伦理层面上判断失误的‘正确’和‘错误’。[1]进入新世纪以来,哈佛大学推出了新的通识教育项目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哈佛学院提供了八个板块的课程,学生每个板块至少选修一门课程。这些板块包括:美学与诠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伦理推理;世界各国;世界中的美国等。其中大量课程都涉及价值问题,其中的核心价值观则是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中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伦理推理板块的宗旨是探讨个人与公共生活中的众多价值两难问题,其核心是帮助学生借助于理性反思来确立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世界中的美国板块从世界格局中介绍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制度与实践,渗透着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不难看出,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渗透着价值观教育的内容。

  

2.公民与政治教育

  

虽然没有统一的政治课程,西方大学同样重视政治教育,致力于培育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公民并提供其参与民主生活的能力。西方大学坚守其所在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将对公民基本价值观的塑造视为巩固其民主传统的必要条件,因而高度重视价值观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教育。在他们看来,民主社会的维系以及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维护需要培养有公民精神和民主参与能力的公民。其中,大学不仅培养适应市场需求具有生存和创新技能的劳动力,同时更要培养心智健全、拥有公民素养、可以参与社会合作的能力。在美国教育部的参与支持下,拥有1300多单位会员的美国大学与学院联合会等发起了公民学习与民主参与项目,致力于推动对大学的公民教育特别是民主教育。该项目在《关键时刻:大学学习与民主的未来》的报告中倡议:重申高等教育各学院及所有部门都承担着基本的公民与民主教育的使命;强调实现公民目的、提高公民素养在教育中的优先地位,在全社会不断放大这种声音。[2]美国教育部通过一系列活动来推行公民教育与民主参与。比如联邦工作-学习项目,参与其中的高教机构使用其中7%的资金为学生提供社区服务工作。美国教育部发表报告,对公民教育和民主参与提出政策性意见,主张从基础教育到大学都应高度重视,认为这与增强竞争力的职业技能教育是双赢关系而非相反。[3]

  

3.大学精神与价值观传播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大学精神,即包含其基本价值观的理念、文化与信仰,这构成大学这一学术共同体的灵魂。为这种精神传统所吸引,人们到这里以学术与道德为理想致力于知识创新、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精神涵养。受到这种精神传统的熏染,人们自觉认同大学的精神文化以及它所宣扬的价值观,进而以行动践行与捍卫这种价值观。西方大学精神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形成的探究世界、追求真理、崇尚理性等,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等创立了西方文化的基本传统。同时,现代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与现代文明的兴起同步,它们共同发展出西方文化新的精神传统,大学则成为延续这种传统的阵地。因为这种精神传统的存在,西方大学从教育理念到制度设计,从课程安排到学校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价值观教育。

  

二、专业学习中的价值观教育

  

大学课程必然包含专业教育的内容,及系统传授某一专业知识和技能。在这种专业课程教学中是否也渗透价值观?

  

1.专业教育中的价值观问题

  

在学术自由的理念指引下,西方大学课堂不是简单的灌输理论,而是主张师生共同面对问题进行探讨,这种宽容与多元的思想也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民主意识。西方大学课堂以自由探求真理为圭臬,师生在这里共同围绕问题去进行试验和探索,学生可以对教师的讲授提出各种质疑,教师也鼓励学生在质疑中深入思考。这种基于平等与自由之上的课堂也成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学习民主的试验场。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更是直接以培养学生公民素养为己任,课堂也成为政治教育的基地。例如,美国塔夫茨大学乔纳森·蒂施公民与公共服务学院是一个专门致力于公民教育与社会服务的学院,被称作将公共服务变为每一个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学术研究目标的一个尝试。该学院引导学生参与全球性、国家和社区公共事务,从中培养公民精神和参与能力。在与政治相关的课上,教师与学生们互相配合,模拟现实政治运作,从而创造了一个学生共同参与民主生活的试验场。爱尔兰考克大学的学者进行过课堂试验,运用服务学习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公民参与的教育。在研究生课程的政治参与和动员模块中,学生参加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项目,进而与当地社区组织联合,对即将参与欧盟及当地选举的选民进行民主教育。[4]这一活动激发学生在参与社会政治实践中学习民主政治理论,在以知识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民主理论的认识。

  

西方大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尤其是通过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来培养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是美国的一座以理工科教育见长的理工学院,不过该校同样十分重视人文教育。该校规定,本科阶段设有人文项目,要求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要从人文学科找出一个方向并选修五门课,然后运用所学知识完成一个独立研究项目。该校另一个有特色的地方是跨学科研究项目,要求学生选择一个将科学技术与社会实际需求相连接的课题,超过60%的学生在校外的项目中心(包括世界各地)完成了至少一个课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些项目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体会服务社会的价值与责任。随着各个大学的竞争日趋激烈,就业压力巨大,各大学也都加强了教学实践环节。在社会实践中,学生走出了书本、走向了生活,在接触和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增强了对社会的认识,从而可能更好地接受社会的价值规范。

  

2.教职员工是价值观教育的主体

  

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师生互动是价值观教育最直接的途径。哲学家怀特海说: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把年轻人和老年人联合在一起,对学术展开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生命热情之间架起桥梁。所以,教育和研究这两个功能在大学里交汇了。[5]现代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主张以研究带动教学,这不仅推动了知识创新,更形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西方大学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中,教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一以贯之的。作为精英教育的典范,牛津大学师生比高,除了课堂讲授之后推行导师制教学体系。在进行学术指导和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导师还引导学生道德与思想的成长。这种紧密的关系促进了学生与教师的密切交流,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得到熏陶。从教育主体来说,在大学里每一位员工都是教育者,都承担着价值观教育的职能。虽然大学特别强调了学术独立和科学精神,但是教师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主要通过展示其人格魅力、塑造道德榜样,无形中引导和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从学术上看,教师有着严格的道德标准。比如遵守学术规范和科学道德,这是业内约定俗成的基本规范。遵守学术道德是大学教师的基本准则,各大学都对学术不端持零容忍的态度,如果出现学术不端则将面临严重处罚。它们认为,科学研究伦理规范与科学精神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更是作为一位合格的文化人所必须的。

  

3.价值观教育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

  

启蒙理性要求对既定的知识尤其是价值予以理性的审查、反思和批判,只有这样之后才能为人所接受。受此影响,传统价值观教育流行的灌输思想与方式受到质疑,在反思、批判与生活实践基础上澄清价值内涵、进行价值分析从而培养理性思考之上的价值观,便成为西方大学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思路。西方大学在专业教育中不自觉地渗透着价值观教育,但是这种价值观教育并不是教条式的灌输,而是立足科学理性的立场,在探求知识、真理与价值的过程中厘清知识与价值,在反思与拷问中确立其合理性基础。这样,教育通过对价值本身的反思而达到了认识上的升华和更深刻的认同,由此也增强了行动的自觉性。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提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传授有关价值的知识,而且还要致力于价值本身,将理想内化于行动、感情和思想与从知识层面掌握理想同样重要。[6]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包括: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以及辨别价值的能力。著名的哈佛公开课幸福课正义课探讨的都是价值观的核心问题,这些课程都将充满争议的伦理问题摆在学生面前,引导学生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讨论。教育学者巴尼特认为,高等教育的进程包括如下条件:学生对某些知识主张的深入理解和根本批判;与其他人一道发展进行这种批判的能力;学生参与决定这种批判的形式和方向;学生的反省及批判性地评价自身的成就、知识主张的能力;学生在开放式对话和合作中参与这种探究的机会。[7]可见,大学教学的核心理念包含了启蒙以来的核心价值观,即在知识的学习与探究中发展人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恰恰构成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大学发展学生的这种批判能力恰恰是培养现代民主社会公民的途径。

  

三、校园活动中的价值观传播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西方大学有着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这是学生学习与成长的重要途径。校园活动大都由学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凸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而对于学生成长特别是价值观的塑造具有特殊的意义。

  

1.学生社团与校园文化

  

西方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大学生更被视为成人,需要独立面对和处理各种学业、生活和社会事务。基于对这种自主性的认识,大学生通过各种社团等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和集体学习。学生社团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实现共同目标,这其中就包含了价值观教育。比如在占领华尔街到占领校园活动中,学生为绿色环保、反对歧视、反对警察滥用权力等展开斗争,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学生社团里,学生基于共同的志趣与价值观汇集到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协作,学习从不同角度理解问题、在集体协作中进行决策,从而可能培养集体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同时,西方大学与社会有着密切的互动,借助社会资源推动大学公民教育也十分普遍,如英国大学进行的校园律师制度的探索。

  

2.引导学生在参与大学共同治理中培养民主精神

  

西方大学的治理结构较为开放而灵活,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向学生开放,参与学校的共同治理也成为学生介入实际生活的有效途径。在西方大学治理结构中,学生是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有着深厚的传统。学生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能动的参与大学运转的能动主体。在一些大学,董事会成员包括有学生。在关系学校重大利益的决策中,学生通过自己的自治组织等各种社团,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对校方提出自己的诉求与观点,从而影响了学校的决策。以洛杉矶城市学院(LACC)为例,该校制定了一个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的模型,学校组成一个共同治理委员会,成员由教师、员工、学生和管理者组成,委员会对于关系学校重大利益的事务进行讨论和决策,基于理解、信任、共享、开放等原则进行民主审议,目标是促成有效的合作治理以实现最佳决策。其中,学生是重要的参与者。学生通过学生联合会选出的代表参加治理委员会,同时就关系自身利益的问题提出议题和方案。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本身即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教育实验,营造了学生参与公共生活、提高公民素养的氛围和机制。杜威提出,民主即生活,学校本身便应该是师生共同参与治理和共同生活的场域,这种民主学校正是践行大学理念的必然结果。从事实看,学生参与学校治理客观上增强了学生的民主氛围,锻炼了学生民主参与的能力,同时也培育了学生对学校的认同。

  

3.引导学生在社会服务中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鼓励大学生从事各项社会服务也是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实践途径。西方大学鼓励大学生从事各项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志愿服务,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在奉献中实现自我价值。许多学校将社会服务工作列入考察学生业绩的重要指标。在参与社会服务工作过程中,大学生直接接触社会生活尤其是与社会底层有直接接触,在志愿服务中感受奉献与服务的快乐,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的认识和责任感。除了志愿服务之外,服务学习的模式也十分流行。不同于一般的志愿服务,服务学习强调服务活动的学术性,即在参与社区服务活动中深化对相关知识与问题的认识,在实践中增强对社会的认识。Campus Compact是美国的一个全国性大学组织,联合了1200所大学和学院,专注于大学校园的公民参与,其宗旨是促进大学提升其能力以教育学生提高其公民意识及社会责任感。该组织引导大学生参与服务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美国杜兰大学将社会服务纳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中,要求大学生完成两部分的社会服务课程。其一,在大二之前修完社会服务的入门课程;其二,在大三或大四完成一个社会服务的项目,如公共服务研究项目等。2006年,杜克大学秉承以知识服务社会的理念发起了DukeEngage活动。活动由学校基金会等提供启动资金数千万元,组织学生参与国内外的社会服务工作。每个项目最少持续八周并记录入学生的成绩单。几年内已有数千名学生参与了此项目,相当一部分是在国外展开。这些活动常常与项目地社区及其组织联合起来,在工作得到对方肯定后,也便容易建立起长久的联系,从而打开了持续合作的路子。[8]美国大学的学生事务工作坚持以服务学生为中心,身体力行地践行管理即服务的宗旨。[9]一些大学组织各种学生参与所在社区的管理活动,观察和感受真实的社会生活,从而也提高了学生参与社会的能力。比如,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推行了一种审议模式,组织大一新生参与其所在社区的市政会议,引导学生研究某一公共问题,在公共论坛上进行陈述和对话。这一项目都与通识教育课相互关联并面向所有学生,在促进学生与社区的互动的同时增强了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经验。

  

四、西方大学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西方大学价值观教育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共同做法,这是传承社会基本价值、培养社会所需公民的基本条件。从西方国家经验看,大学是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也是公民的重要途径,大学不仅传授用于生产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培养学生参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后者则是价值观教育、政治教育的任务。对此,西方大学虽然并没有以必修课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却通过其他方式无处不在地进行这种教育。不论是从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接班人还是从维持一个社会政治合法性等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世界各国大学普遍的做法。

  

其二,以学生为中心和主体,在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活的有机结合中引导学生自觉进行价值观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统一是道德养成和思想成长的根本途径。价值观教育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让思想理论走进学生的实际生活,让学生在切身的实践活动中增长见识、完善自我,成为学习的主人、生活的主人,在生活实践中增长才干、培育品格。西方大学价值观教育没有停留于课堂至上,而更多地注重付诸实践,在实际生活中学习、思考、磨练,这不仅使价值观教育成为无形的又无处不在的活动,也激发了学生自我教育与相互教育的内在动力,从而能够取得实际效果。西方大学引导学生联系社会实际进行学习的重要理念是服务社会,在客观上促进了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也成为大学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

  

其三,营造价值观教育的生态系统,建立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这是西方大学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经验。大学是一个大熔炉,处处都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场所,其中都渗透着价值观教育。西方大学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突出自我教育与群体教育,塑造大学价值观教育的系统机制和浓厚氛围。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指导下,西方大学高度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价值观教育更是如此。虽然强调个体的价值,西方教育也特别重视群体活动,主张个体在群体活动中实现共同成长。西方大学本身是一个有机系统,经过几百年的不断优化之后,这一系统的每个方面都致力于学生的成长与进步,从而也形成了价值观教育的顺畅机制和文化氛围。从课堂到校园活动,从教授到职员,从大学到社区,从校园到国家,每个方面都相互配合,形成了强大的价值观教育的气场。

  

参考文献

  

 

  

[1][6][美]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李曼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科南特导言,56.

  

 

  

[2]A Crucible Moment: College Learning and Democracy’s Future[EB/OL].http://www.aacu.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crucible/Crucible_508F.pdf.

  

 

  

[3]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dvancing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in Democracy:A Road Map and Call to Action[EB/OL].http://www.ed.gov.

  

 

  

[4]Clodagh Harris (2010) Activ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Service-Learning in the Postgraduate Classroom[J].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Education,2010(6):3,227-243.

  

 

  

[5][英]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庄莲平,王立中,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123.

  

 

  

 

  

[7][英]罗纳德·巴尼特.高等教育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7.

  

 

  

[8]刘寿堂.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社会资源问题初探——以英国公民教育中的校园律师制度为例[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3):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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